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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aaaaa aaaaaaaaaa aa a我国亲权鉴定立法研究

孙大明*

1 亲权鉴定在我国的应用

应用医学、生物学及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判断有争议的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称为亲子鉴定[1](identification in disputed paternity),又称亲权鉴定。在我国,真正广泛地亲权鉴定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是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型技术进行鉴定。当时主要是一些省市级的血液中心和大学、科研单位开展此类工作。随着亲权鉴定科学知识的日渐普及以及诸多成功利用亲权鉴定技术解决司法实践难题的案例报道经常现诸各种媒体,一般民众均已对亲权鉴定略知一二。从事亲权鉴定的机构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包括司法机关内设的法医物证鉴定部门、高等院校司法鉴定部门、省市级的血液中心、甚至包括许多医院的检验科,以及社会上不少生物公司也在从事亲权鉴定活动。
我国亲权鉴定的应用领域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2]:
(一)刑事司法领域:具体包括1.强奸致孕案中,用于查找犯罪嫌疑人或排除犯罪嫌疑人,常见于被害人为无性防卫能力人、或受害意识不清醒的情况;2.杀婴案或怀疑杀婴的案中,查找身源及孩子的亲生父母与家人,为排查犯罪嫌疑人提供线索;3.杀人分尸案中,查找尸体身源,为侦查工作提供线索;4.在打击拐卖、拐骗人口犯罪案中,为寻找失散家人,以及查明犯罪事实提供线索和证据;5.在其他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群体性灾难事故(如恐怖犯罪活动所致的群体爆炸、纵火案等等)中需要对受害者的身份进行确认时,如必要可以与可能的亲属之间进行亲权关系鉴定,以帮助判断身源。6.其他情况。
(二)民事领域:具体包括:1.为查找、确认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以解决抚养、监护义务等问题;2.在离婚案中父亲提出对子女的亲生关系的疑问,要求确认有无亲权关系,否则不予抚养费并要求其生父和生母返还抚养费,以及给予民事赔偿;3.在办理移民手续时,需要进行公证而提出亲权鉴定的;4.涉及财产继承案件(其中许多是涉外继承)中,要求对某非婚生子女与某男子(被继承人)之间是否存在亲权关系进行鉴定,以便于正确分割遗产,同时也体现对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5.因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而导致亲人失散多年,容貌已发生巨大变化的,需要认亲的而提出亲权鉴定的;6.在群体性灾难事故(事件)发生后出于保险理赔及其他法律事务的需要,要求确认死者身份,必要时提取有关检材与可能的家属之间进行亲权鉴定。如空难事故、海难事故、特大地面交通事故、大型地质灾害事件、气象灾害事件、工农业生产事故等事故(事件)中常需要进行此类鉴定;7.医疗纠纷中,家属怀疑在医院分娩过程中子女被掉包,要求查找亲生子女以及要求医院进行民事赔偿的;8.丈夫怀疑妻子不忠的;9.性关系不单一女子对腹中子女的生父难以确信时,要求进行鉴定,以明确是否是自己丈夫的,以便于其作出适当的选择,包括决定是否要终止妊娠等;10. 因为单纯医学方面的原因,比如进行器官移植,骨髓捐献等治疗之前,可能需要对供体与受体之间作亲权鉴定的;11.其它情况。
(三)行政执法、社会事务管理领域:具体包括:1.计划生育管理中,对领养的子女与养父母之间是否存在亲权关系进行鉴定,以明确是否违反计划生育管理法规而超生的;2.部分大城市在实施新的户籍管理政策时需要对申报户口的子女与父母之间是否存在亲权关系进行鉴定,防止有人利用其父亲身份“出租”给别人办理户口,以牟取不正当利益;3.其他情况。

2 我国亲权鉴定的立法欠缺与改进思路

2.1 我国亲权鉴定的立法欠缺
亲权鉴定作为一项生物学领域的新技术,也是法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自从应用于我国司法实践活动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并已经获得司法实务界和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我国目前针对亲权鉴定的专门性法律规定,只有1987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研)复(1987)20号)文件形式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权鉴定问题〉的批复》。其规定比较简单,内容如下: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作亲子关系鉴定的问题,根据近几年来审判实践中试用此项技术的经验,参考卫生部及上海市中心血站所提供的意见,同意你院采用此项技术进行亲子关系的鉴定。鉴于亲权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因此,对要求作亲子关系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权鉴定的,一般应予准许;一方当事人要求作亲权鉴定的,或者子女已超过三周岁的,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对其中必须作亲权鉴定,也要做好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人民法院对于亲子关系的确认,要进行调查研究,尽力收集其他证据.对亲权鉴定结论,仅作为鉴别亲子关系的证据之一,一定要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综合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可以说这是我国法律上的一个盲点。在《批复》出台17年后的今天,许多情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的规定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发展不相适应,如,人们对亲权鉴定的态度已经从当时的不了解、不认可阶段转变到时下的过于信奉、盲目崇拜阶段了。甚至该解释中所提到的方法也已经不是亲权鉴定的主流方法了。而我们关于亲权鉴定的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准入机制目前仍未完全建立。对于亲权鉴定的实验室国家标准(包括方法标准、试剂、仪器标准、亲权关系认定和排除标准等)也仍然是空缺。对亲权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以及应该如何审查、采信此类鉴定结论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显然我国急需制定专门的法律以切实规范亲权鉴定活动。
2.2 亲权鉴定实践中凸现的主要问题
(1)亲权鉴定数量畸形增长,亲权鉴定技术被滥用
亲权鉴定技术的发展为法医物证检验开辟了新纪元,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个人识别或亲权鉴定一般只能得到否定结论的局面,达到能同一认定的水平,解决了许多著名的大案、要案。如众所周知的英国加纳男孩移民案、著名球星马拉多纳私生子案、纳粹战犯门格尔遗骸案等。可是,目前亲权鉴定正朝着被普遍滥用的方向发展。正如前文所述,其应用的领域已经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对人们的感情世界也带来了巨大冲击。有些是在感情已经出了问题,男方提出要求进行亲权鉴定,此举则进一步伤害了男女双方的感情,最终可能使婚姻走向破裂。在这种情况下鉴定本身是否进行以及鉴定的结果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大多数人(以男性为主)是在没有足够的依据,夫妻关系没有出现严重障碍的情况下,私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以地下方式进行鉴定。小孩以及女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鉴定可能已经完成了。如果女方一旦发现事情的真相,可能也就宣告一个美好家庭的破灭。不同类型的鉴定机构以及鉴定人员对鉴定程序和鉴定委托主体资格的把握上存在诸多不同,加上在利益的驱动下,导致部分鉴定机构只要有钱,不管何种情况,都可以提供鉴定。另外,在政府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也存在滥用亲权鉴定的现象,比如新生儿户口登记,公安派出所要求申报人提供亲权鉴定结果,否则不予办理相关手续。而类似此举尚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
(2)亲权鉴定质量难以保证
至今我们国家没有法定的亲权鉴定管理机构。除了医院、大学、血液中心等公益性鉴定机构以外,许多商业性的公司、企业、研究机构,包括国外的研究机构也已开始涉足我国的亲权鉴定领域。现在的亲权鉴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趋势。亲权鉴定商业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国目前许多亲权鉴定活动都是通过地下方式进行的,缺乏有效监管。各鉴定机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所采用的方法、标准也各不相同,缺乏可比性,甚至有些方法并没有经过国际、国内的同行普遍认同。不少地区在亲权鉴定时至今还在采用落后的“血型血清学技术”。如刘雅诚教授认为,倘若实验室不规范,达不到标准,出差错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缘于亲权鉴定的特殊性,过度商业化可能还会导致我国基因信息保护方面的安全隐患。此前有媒体报道过国外某大学的研究机构以科研项目合作的名义在我国进行人体实验,并窃取我国宝贵的人类基因资源。[3]亲权鉴定过程必然涉及人体遗传物质的采集、收集、保存、检验等多个环节。在缺乏对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严格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下,此过程的各个环节均可能导致基因信息的流失或者被滥用。
(3)一般民众对亲权鉴定结论盲目崇拜。
可以说亲权鉴定已经走近了寻常老百姓,但是不少司法人员对亲权鉴定的认识尚存在不足之处。诸如对亲权鉴定结论的含义、法律意义以及审查、采信的方式、方法、必要性等,往往缺少重视。常常是拿到鉴定书只是急切寻找“是”或“否”的相关字眼。而不会仔细从头到尾的审查鉴定过程,包括委托主体的合法性,送检材料的真实性、鉴定方法的科学性、鉴定结论的准确性或可信度等。甚至以前发生过把非确定性结论直接用作定案的依据,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或者把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机构所作的亲权鉴定结论用于强奸案审判中定罪的依据,导致当事人被错判入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2.3 完善我国亲权鉴定立法
笔者以为,对亲权鉴定的法律规范至少应该包括确立防止滥用原则、建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制度和对结论的严格审查采信制度这三个方面。笔者建议应当制订专门的《亲权鉴定法》、《司法鉴定法》或者在有关的刑事、民事、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这三方面的内容。
2.3.1要确立防止滥用原则
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界定亲权鉴定的概念,规定其适用范围与条件,并设定法定的启动程序制度。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界定亲权鉴定:亲权鉴定是指在法定情形下或在当事人双方(或三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经过法定程序委托国家有关部门核定的具备鉴定能力的实验室或鉴定机构进行的认定当事人双方(或三方)之间是否存在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的鉴别和判断活动。鉴于亲权鉴定的特殊性,涉及父母亲、子女、争议父亲以及其他有关亲属等人的多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在刑事领域还会涉及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利。所以亲权鉴定的适用范围和启动程序应该从刑事领域、民事领域、行政执法领域、其他领域几个方面分别进行明确规定。
民事领域内。在婚姻家庭诉讼中,我国传统的处理原则是按照“生母所指”规则进行推断的,对婚生子女及非婚生子女均都采用这一原则,其依据在于“母子情深”这一自然法则,其意图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推定生母所指认的男子为孩子的生父。但依据“生母所指”规则进行推断,则往往是争议父亲的相关权益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争议父亲负有更多的配合义务,如果不配合鉴定就可能要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亲权鉴定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具体操作时需要双方及其子女配合进行检查并提供相应的生物检材。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是居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因此法院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强制的程序来进行鉴定。提出亲权鉴定申请是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但另一方当事人从法律上有权予以拒绝。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诉讼改革的不断深入,一种更加公正、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的规则已经为人们所倡导。即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内,应该建立婚生子女推定制度,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所生子女,用推定能认定为夫妻双方亲生子女的,原则上不进行亲权鉴定。这样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的稳定、夫妻双方的尊严及孩子的权益。除非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能首先提出足够的表明婚生子女的确存在非亲生可能的证据,并由人民法院委托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才能对婚生子女进行亲权鉴定。这就要求提出鉴定要求的一方提供相关基础证据:由若干多基因和环境等条件共同作用后形成的遗传特征,如人的体貌特征、身材高矮、肤色等则可作为提出亲权鉴定的一般参考依据。另外妊娠期限、性交能力和生育能力等也可以作为提起亲权鉴定的重要依据。在此情况下,根据“盖然性举证规则”,应当朝盖然性高的方向推理。在涉及亲权鉴定的诉讼中只要提出申请方基础证据充分,法院准予鉴定的,被申请人应积极配合,拒不配合亲权鉴定(包括自己本人不配合和不让小孩参与亲权鉴定)的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除外。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在此基础上,为防止亲权鉴定的滥用,笔者建议在民事领域内设立提起亲权鉴定的时效制度。亲权鉴定不仅仅是涉及到夫妻之间权利、义务和感情纠纷,同时还涉及到其子女的成长环境和切身利益。子女是无辜的,夫妻双方所作的一次亲权鉴定,有可能对其子女带来深远的影响。对子女的成长非常不利。尤其是在其具备一定的记忆力,而并不具备相应的分辨是非的能力时,这种伤害往往更大。因此有必要设立亲权鉴定提起的时效制度。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看,《德国民法典》规定,否定父子关系,只能在得知子女出生之日起2年内。对于子女成年后的否认,应在成年后的2年内提出。《瑞士民法典》对该诉讼时效规定的最为完善:“夫在知悉生育及知悉本人并非子(女)之父或第三人在受胎期间与其同居的事实之后,得在一年的期限内起诉。超过出生后5年,诉权自行失效。”[4]我国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可以借鉴上述规定进行处理。根据《批复》子女超过三周岁的,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引入3年时效制度,当得知或应当得知子女非自己亲生之日起无正当理由三年内不主张确认权利者,诉权自行消失。如果大家都在孩子出生十多年后提出亲子鉴定则极大伤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因此在是否作亲权鉴定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征求子女的意见。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我国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定,以该子女是否年满18周岁为分界线。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否作亲权鉴定可以以其“父母”决定为主,但如该子女已达到18周岁以上,一定要征求其意见,如其不同意作鉴定,人民法院不应同意申请人作亲权鉴定的请求。
在民事了领域内应当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法院处于被动审查的角色。一方当事人提出亲权鉴定要求要同时提出相关基础证据,并要在规定时限内提出,除非在子女已经成年后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同意配合作亲权鉴定,除此以外一般不予准许作亲权鉴定。同时作亲权鉴定时一定要做到程序合法,即整个鉴定过程都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匿名鉴定、私自鉴定的结论都不具备法律上的证据效力。
在刑事领域内,刑事领域内已经有刑事诉讼法对有关鉴定问题的明确规定,只是当时的立法者没有考虑到亲权鉴定的特殊性——需要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及有关当事人的配合,提供相应的生物检材。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相关人员,如强奸怀孕案的受害人,拐卖儿童案的受害人(儿童和其亲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负有配合鉴定,并协助提供相关生物检材的义务。因此需要在相关的法律条文中予以明确规定。刑事领域内的亲权鉴定的启动程序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鉴定的条款的规定。由法定的委托机关委托进行鉴定。以减少重复鉴定和多头鉴定。从一方面遏制亲权鉴定被滥用的势头。
行政执法领域:主要是对于计划生育管理活动中,有时需要确认、查明当事人是否存在超生育计划外生育的情况,防止有人超计划外生育后谎称孩子是抱养或领养等情况。提议应当在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明确规定在何种法定情形下需要作亲权鉴定,有关当事人负有配合进行鉴定的义务。此类鉴定可由相应的行政机关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鉴定结构进行鉴定。另外在其他行政执法活动中,凡是可能涉及需要作亲权鉴定的情形都应该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中予以明确,当事人的需要承担的相应义务和法定的委托主体、委托程序。否则有关当事人有权拒绝进行亲权鉴定,而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以此拒绝办理相关手续。
在其他领域,主要是一些因私人原因要求亲权鉴定的情况,对其最低要求是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干涉他人的正常生活。应该严格限制亲权鉴定在非司法领域的应用。
2.3.2 建立全国统一的亲权鉴定质量保证(QA)和质量控制(QC)体系[5]
建立实验室管理制度、立下保证及编制执行文件等均属质量保证,即quality assurance(QA);用特定的标准衡量DNA分型及其意义的解释称为质量控制,即quality control (QC)。1988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庭DNA科学家就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生物实验室的主持下组成了DNA分析方法技术工作组,首次提出了实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原则。国际法医遗传学会(ISFG)也已专门成立了亲子鉴定委员会,对进行亲子鉴定的DNA分子实验室从软、硬件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即达到ISO/IEC17025标准。1998年在第27届欧洲地区有关DNA分型会议中通过新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体系,确定了欧洲标准的STR基因座,确定了DNA实验室对各类不同检材收集与提取的工作要求,欧洲各国的DNA技术的协调,DNA数据库、质量保证与培训和国际间DNA分型交流的必备条件等。目前国内只有少数鉴定机构制定了自己的实验室技术标准。如华西医科大学法医系、原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制定了本实验室的《亲子鉴定标准》。为了保证亲权鉴定结果具备高度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体系。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对检验主体、检验的全过程、检验结论的分析判断等各个阶段、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和严格的监控。其内容应该包括:实验室管理与评估,人员资质管理与培训教育,仪器设备、试剂耗材质量标准,证据文书的保存,分析程序与方法,结果认定或排除标准,鉴定文书的撰写与复核等。笔者整理了如下几项标准,可作为有关部门在建立全国统一的亲权鉴定实验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体系时的参照。
(1)关于亲权鉴定质量保证
DNA多态性必须经过家系调查,证明符合遗传规律,包括证明符合孟德尔遗传方式,证明处于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在进行亲权鉴定之前必须完成不少于500次减数分裂的调查,还应取得染色体定位、与其他多态位点无连锁,以及畸变/重组率不高的证据。调查结果必须先发表,然后才能实际应用。DNA实验工作人员必须受过正规培训,而且具备做这些试验及分析结果的鉴定人队伍。多数有经验的实验人员至少具有学士学位,作分析结论的人员最好具备生物学或医学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2)关于亲权鉴定质量控制
实验室必须制定质量控制规范,以保证试验结果正确,并取得最高成功率。具体包括:①实验方法规范化:每一个实验室应有自己的一套固定的实验方法,且该方法必须是经过国内外同行公认的、经过多次证实是科学可靠的,严格按要求操作。②实验仪器、器材、试剂标准化:使用的仪器必须性能良好、稳定,如离心机、恒温水浴、电泳仪、电泳槽、恒温杂交箱、恒温摇床等等,误差参数不应超过规定的范围,以确保实验的条件一致。实验器材应严格达到洁净无菌的标准,吸头、试管、滴管最好是一次性使用,如需重复使用时,都应在1%稀盐酸浸泡,冲洗后再经高压灭菌后才能再使用。实验试剂应校正传导性(含盐浓度)及PH值。酶试剂、琼脂糖及核背酸等均与已知对照进行试验。应确定酶的活性,可用人类DNA作对照。③稳定的实验条件:保证电泳条件、杂交条件的一致性、稳定性,要求在同一时间、温度,同一介质,同一缓冲液,同一电场条件下进行分离,用分子大小标准物及对照DNA同时电泳,其结果才有可比性。换用探针杂交时,必须排除原有信号干扰。④合格的实验人员: 由多个富有经验的鉴定人员进行互测,证明实验室有能力成功地完成实验。⑤尽量将检材保留备份以备重复实验。
在建立统一的全国性强制性标准时,考虑全国的总体情况,为便于统一执行,起步时不宜定得过高。在以后的实践中可以在适时不断修改提高技术标准。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实验室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能力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标准。当然每个实验室标准不能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这样可以促进国家标准的严格执行,并促进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经过若干年后技术发生全面革新后再把相应的国家标准作调整和提高。目前全国已有北京和上海的少数亲权鉴定机构开始着手进行质量体系论证工作了。这些对于将来向全国推广应用是非常有利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的遗传信息属于其私人信息的一部分,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在规范实验室鉴定工作的同时,应通过立法规定鉴定人员负有对有关当事人生物信息的保密义务和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当事人的有关生物物质的义务,不得滥用当事人的遗传物质。如需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则必须征得当事人得同意。更要严禁借机倒卖他人遗传物质的行为[6]。

3 建立对亲权鉴定结论的严格审查采信制度

到目前为止,就世界范围来说亲权鉴定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对比较成熟的阶段,但作为一项高科技手段,它仍然处于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中。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水平和法治建设的程度存在巨大差别。不同地区亲权鉴定实验室的技术水平和实验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亟需建立对亲权鉴定结论严格审查采信制度。这对于促进亲权鉴定健康有序发展,尽量避免因为错误鉴定结论导致严重侵害当事人的权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建立对亲权鉴定结论的严格审查采信制度是保证鉴定结论准确性的最后保障。审查采信制度的要素应包括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审查内容。审查主体包括由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行政执法主体、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其他关系人等。审查方式可以是自己审查、委托专家审查、或者法庭上当庭质证的方式,必要时当事人可以聘请自己的技术专家提供帮助。如2002年4月1日起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笔者认为审查内容应当包括从亲权鉴定的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程序方面主要包括委托主体是否合法、委托手续是否完备、委托情形是否符合相应的要求、鉴定机构、鉴定人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等。实体方面主要包括鉴定送检材料是否完备,是否具备鉴定条件,被鉴定人的身份是否准确无误,鉴定所采用的方法、仪器、设备、标准是否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鉴定结论所依据的实验数据是否客观可靠,实验数据与所作的鉴定结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等。以上这些审查采信方面的规范需要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坚决杜绝把亲权鉴定结论不加分析拿来就用的现象。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科技手段或发明如果没有在相关的法律规范下由人们合理地把握和正确使用,必将陷入一种混乱的无序状态中去,最终可能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这已经是被人类历史多次证明了的必然规律。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对和错,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去使用。特别是在大力提倡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应用法律制度来规范、调整人们的行为。亲权鉴定可能涉及父母子女甚至其他人员的诸多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事关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急需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进行规范。

[参考文献]
[1] 朱小曼 《法医临床指南》科学出版社1999
[2] 吴梅筠 《法庭生物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3] [3]http://www.hebei.com.cn/node2/node505/node526/userobject1ai27495.html《体检还是实验 追踪哈佛大学违规研究内幕》2008年6月5日查询。
[4] 邓学仁 《DNA鉴定-—亲子关系争端之解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 John M.Butler 《法医DNA分型—STR遗传标记的生物学、方法学及遗传学》科学出版社,中文翻译版,侯一平等翻译。2007,285-299
[6] 张春美 《DNA的伦理地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孙大明(1977-),男,主检法医师。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编号:J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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